2023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引用一句古语隆重介绍成都：“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这句古语出自成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分类总集——南宋袁说友主持编纂的《成都文类》的序言。其中成都为“大都会”的说法，语出北宋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之句，该记亦载于《成都文类》。 　 

苏轼与成都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随父苏洵及弟弟苏辙，经成都出剑门赴京科考，从此走向历史文化舞台。成都，是一代文宗苏轼走出家乡迈向人生大舞台的第一站。 

成都与苏轼有着不解之缘。七岁时，苏轼便听家乡老尼讲有关孟昶、花蕊夫人的成都摩诃池故事，对成都心生向往（事见苏轼《洞仙歌》自序）。二十岁和二十一岁时，苏轼兄弟随父亲苏洵两次到成都，拜见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益州知州张方平，游成都名胜古迹，观十二月市之药市。苏轼还于二十四岁（1059年）、三十三岁（1068年）两次回到成都（事见《苏轼年谱》）。六十五岁时，贬谪海南的苏轼被朝廷起复为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宋史》）。可惜于第二年在北归途中去世，没能再回到家乡。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苏轼一生都在惦念着成都，留下不少名篇佳作。他在诗中常梦回成都，“但觉秋来归梦好”“梦归时到锦江桥”。他无数次寻找记忆中的成都，“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他常想起成都的人事和景物，“试问当垆人在否”“成都卜肆，寂寞君平”“濯锦江头新样锦”。但人生辗转，终无归途，留下“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的遗憾。 

苏轼年轻时两到成都，游繁华闹市，观风景名胜。其中，大慈寺是必游之地。 

大慈寺古名大圣慈寺，据推测始建于魏晋。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经“安史之乱”的唐玄宗来到成都。有大慈寺沙门英干施粥救贫、为国祈福，唐玄宗深受感动，赐田1000亩，敕建寺院，并御书“大圣慈寺”匾额。次年，来自新罗国（今韩国）的无相禅师受命重建大圣慈寺，唐代后期发展到九十六院，8500余间殿堂，成为隋唐时期雄视天下的知名寺庙，号称“震旦第一丛林”。大慈寺在唐宋极盛时，占有成都东城之小半，今存大慈寺仅为唐宋时期面积的百分之二。全寺僧众常有数千，盛时乃至万僧斋会。如唐代著名高僧知玄在大慈寺普贤阁讲经时，听经僧俗大众每天达万余人（见明曹学佺《蜀中广记•高僧记》）。 

▲清嘉庆《华阳县志》大慈寺图 图片来源：黄小华/供图 

唐宋时，大慈寺内外形成季节性市场，如花市、蚕市、药市、七宝市，“百工列肆，市声如雷”（见宋郭印《超悟院记》）。大慈寺及附近解玉溪两岸形成当时成都最繁华的夜市，是唐宋时期成都最重要的繁华之地和游览胜地。 

大慈寺最著名的还有绘画艺术。由于唐玄宗、唐僖宗先后入蜀，带来许多宫廷画师，使成都绘画之风大盛；许多知名画家都曾在成都大慈寺、圣寿寺、净众寺、昭觉寺等寺院留下丹青。仅大慈寺就聚集全国知名画师六七十人，如吴道子、孙位、张南本、李升、卢楞伽、赵公佑、常重胤、李洪度、左全、范琼等，绘壁画一千余堵，“皆一时绝艺，格入神妙”。这种盛况一直保持至宋代。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若大慈寺之盛。”北宋嘉祐元年即至和三年（1056年），苏轼与其弟苏辙游大慈寺，对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倍加赞赏，留下“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辙来观卢楞伽笔迹”题名（见明天启《成都府志》），并用“精妙冠世”四个字评价其画作。 

二十多年后，阅尽千帆的苏轼回忆起大慈寺盛况，写下著名的《大圣慈寺大悲阁记》，“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 

▲图片来源：黄小华/供图 

成都为“大都会”，并非自宋代始。据《华阳国志》载，古蜀开明王五世（一说九世）“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从那时起成都就成为古蜀王国的都邑。2001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发掘出古蜀人的重要祭祀活动场所、大型建筑基址、生活居址、墓地等遗迹，证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成都已经是一座早期的城市。公元前311年，蜀守张若按秦国都城咸阳的格局重筑成都城（与咸阳同制），这是成都有文献记载的建城之始，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秦最初创筑的成都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城墙下部为粮仓，顶部有屋子，还建有“观楼”和“射栏”，雄伟而壮观（见常璩《华阳国志》）。这时的成都城“方广七里”左右。隋代，蜀王杨秀增筑隋城，成都城达到“通广十里”的规模。唐代，高骈修筑罗城，城市面积达到前所未有的“方广三十六里”（以上均见宋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清朝统一四川后，对毁于战火的成都城进行了百余年的恢复重建，至乾隆时期成都城的城周达“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四门城楼顶高五丈（见清同治《成都县志》），“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见《成都城坊古迹考》）。 

▲清乾隆董邦达绘《四川成都府图》 图片来源：黄小华/供图 

既为大都会，则需具备“市”的功能。“市”，在古代就是指集中买卖、商贸便捷的固定场所。事实上，古代的成都，商业非常发达。 

古蜀时，成都已有“市”和“肆”。据扬雄《蜀王本纪》载，春秋时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秦统治蜀后，专门设置了市官进行工商业管理；而且“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划出相对集中的商贸区，推动商业繁荣（见常璩《华阳国志》）。至汉代成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的繁华程度。当时的成都一共有十八道城门，“四百余闾（里巷）”，出现了“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双流”的百业兴盛状况（扬雄《蜀都赋》），这在当时全国的大城市中是罕见的。 

西汉中期，成都有人口76256户，是全国人口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见《汉书·地理志》）。两汉时期，成都“列备五都”，是除长安之外的全国公认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唐代，成都更有“扬一益二”的经济地位。唐《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到了宋代，成都为“西南大都会”（见苏轼《大圣慈寺大悲阁记》），形成一年十二个月，月月皆有市的商业繁盛：“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赵抃《成都古今集记》）。陆游在谈到成都集市时说：“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并作诗描述他所见到的成都灯市：“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那时的成都，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大都会”。 

（执笔人：黄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