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古大都会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2023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引用这句古语隆重介绍成都。

习近平总书记引文中的“益”，即益州，也就是成都。这句古语出自成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分类总集，也是巴蜀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选——《成都文类》的序文。序文由组织编写该书的南宋成都知府袁说友所作。

袁说友（1140～1204），字起岩，号东塘居士，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太府少卿、户部侍郎。宋宁宗庆元二年至五年（1196～1199）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离任成都后，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以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嘉泰三年进参知政事（位同于副宰相，正二品）。著有《东塘集》等书。

《成都文类》编成于袁说友任职成都的最后一年即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的二月。同年五月，他组织编纂的另一部书《成都志》修成，可惜这部志书现已失传，仅留下袁说友的一篇序文，所幸《成都文类》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该文《成都旧志序跋集》所有收录。

《成都旧志序跋集》 杨怡/摄

《成都文类》是成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分类总集，也是巴蜀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选。全书共50卷，其中赋1卷，诗歌14卷，文35卷，共分为11门，诗文各以文体相从，故称“文类”。它荟萃了成都地区上起西汉、下迄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共1480篇诗文辞赋，在成都乃至巴蜀和全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全国而言，至宋代，断代文章总集有《唐文粹》《宋文鉴》等，而郡邑文章总集则首推《成都文类》。就巴蜀地区而言，此书之后，至明代才有状元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而《全蜀艺文志》的成都部分几乎全摘自《成都文类》。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以山川雄伟壮丽、文化灿烂辉煌著称，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中大部分出自文化中心成都。而将其中重要的作品汇为一书，则始自《成都文类》。

《成都文类》有三大特点值得称道。

一是选材精粹，极富地方特色。该书几乎囊括了历代（宋以前）有关成都最重要的诗文辞赋，像我们熟悉的扬雄名篇《蜀都赋》“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杜甫《登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无不收录其中。

二是内容全面，编排有序。全书分赋、诗、文三类，下再细分子目，并各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如诗分都邑、江山、学校、寺观、陵庙等，文分诏策制、表疏简记、书、序、记等。像研究成都历史离不开的旧志序，如唐卢求《成都记序》，宋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王刚中《续成都古今集记序》、范成大《成都丙记序》，就收录在该书“序”类中的“文集”序中。

三是收罗详尽。全书收诗文辞赋1480篇，艺术地反映了成都地区的江山形胜、风土民俗和建置生产。其中308篇不见于之前的他书，全赖此书流传。此书成为人们研究和了解成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成都文类》由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袁说友组织，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何德固、宋德之、赵震、徐景望、程遇孙八位文人集体编纂而成。这八位文人皆为蜀人，或为官学教授，或为州府幕僚，深受蜀地文化的熏陶，对蜀地有着浓厚的乡邦情结；他们同时也是饱学之士，如宋德之为张栻南轩之学的嫡传，与程遇孙同为名闻天下的成都“二江九先生”之一（事见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在成都合江亭附近的沧江书院讲学多年，对理学在成都地区的传播和宋代蜀学的大盛做出过重要贡献。

《成都文类》与宋代庆元《成都志》都修成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前者成于二月，后者成于同年五月，都由成都知府袁说友组织编纂，且参修者都有程遇孙等人（见袁说友二书序文）。距二书时代最近的元代费著的至正《成都志》序文载：“全蜀郡志，无虑数十，惟成都有志有文类。”因此，明人曹学佺、今人刘琳等认为《成都文类》实为庆元《成都志》的艺文部分。至明代，四川状元杨慎修《四川总志》之艺文，而独成《全蜀艺文志》，当是循此旧例。

《成都旧志序跋集》 杨怡/摄

好修史尤其是好修地方史，是蜀地文人的传统。如汉晋之际，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就有地方史著30余种，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司马相如、扬雄等八家同修“蜀本纪”，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佳话。到晋常璩《华阳国志》一出，成都修志遂成一时之盛、享誉全国。到宋代出现了赵抃、王刚中、孙汝聪、范成大、胡元质、袁说友六任地方大员接续修纂成都志（记）的盛况，这在中国方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

执笔人：黄小华

（来源：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