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个一体化，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进程，也是一个共时性的展开，更在当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纵深推进；既包括区划管理的因素，也包括经济地理的因素，当然也包括文化等因素。在整体、多元的维度中，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吴文化、越文化、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特色文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王国到郡县：吴越文化双峰并峙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太湖平原（含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上海市）地处长江以南，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里下河平原和江海平原（含江苏省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地处长江以北，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宁绍平原及其南沿海岸线（含浙江省宁波、绍兴、金华、舟山、台州、温州）、皖苏沿江平原（含江苏省南京，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是长江三角洲的外延地区。

长江三角洲区域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基本重合，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以长江为主要地理标识，江南地区以太湖为主要地理标识，但这两个区域的核心都是太湖平原。

史前的长江三角洲，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三山遗址位于太湖中的三山岛，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表明1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太湖一带生活。河姆渡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因首次发现于宁波河姆渡镇而得名，年代为7000年前至5300年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

稍后出现的马家浜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北岸，西北到常州市一带，年代约始于7000年前，到6000年前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

良渚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年代为5300年前至4300年前，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内，总占地面积3平方千米，始建于5300年前。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良渚文化，因这类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中层而得名，年代大致与中原的夏和商相当。

马桥文化来源于浙江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继承了少量良渚文化因素，同时还包含了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吴中区，因中心有“草鞋山”土墩而得名，堆积厚、内涵多，从马家浜文化到春秋吴越文化，整个序列几乎跨越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一带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总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夏、商、周三代，长江三角洲进入了相关历史文献。

《尚书·禹贡》记载，禹分九州，其中扬州的地理范围相当于长江三角洲：

淮海惟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周礼·夏官·职方氏》也有相近记载：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

这两部书中的“震泽”“具区”，就是如今的太湖。根据《史记》记载，“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会稽即今绍兴。商代末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位置在今无锡梅村。长江以北地区属淮夷，周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

春秋时期，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的吴国率先崛起，向北占领江淮地区，向南在苏州“造筑大城”并迁都至此，此后进一步“南伐越，……破槜李”。槜李位于松江与钱塘江之间，为吴越两国分界处，也是两国争霸的最前线。越王勾践经过卧薪尝胆，灭吴后一统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行政区划方面开启了一体化发展。

战国时期，“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长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属于楚国，余者为东越。

秦代“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长江三角洲分属东海郡（长江以北，郡治郯县，今山东省临沂郯城）、会稽郡（长江以南，郡治吴县，今苏州）。西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吴王刘濞“王三郡五十三城”，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汉武帝建立刺史监察制度，在全国设立监察区，并借用儒家经典内的古代州名。东汉末，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成帝时设103个郡、国，除京畿地区7郡以外，分属13个刺史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徐州刺史部的临淮郡（郡治徐县，今江苏省宿迁泗洪）、广陵国（国都广陵，今扬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郡治阴陵，今滁州定远）、丹阳郡（郡治宛陵，今宣城）、会稽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东汉中期，分会稽郡钱塘江以北地区设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今绍兴）。秦汉时期，吴越地区失去独立发展的主权，崇尚自然诗性的吴越文化受到了已经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中原文化的压制，因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端”色彩。

从江东到江南：统一的江南文化区的形成

三国时，孙策平定“江东六郡”。所谓“江东”，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长江自九江流往南京一段以东地区。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这两处江东，指的都是春秋战国时长江以南吴国之地。秦末项羽“避仇于吴中”，斩会稽郡太守，从苏州起兵，留下了“江东子弟”“江东父老”等典故[4]，说明汉代以来用江东指代春秋战国时长江以南吴国之地已属经常。东晋南北朝时中央政府定都江东之地，又常称江东为“江左”。江东或江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基本重合，主体都是长江以南吴越故地。

 

自古以来，“江南”的范围经历了从西到东、从大到小的变化。（图自《中国国家地理》）

东吴时长江三角洲地区隶属扬州，分属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今绍兴，后分出临海郡、建安郡、东阳郡）、丹阳郡（郡治宛陵县，今宣城）等地。西晋时，长江三角洲以长江为界，江北属徐州（州治彭城，今江苏省徐州）的广陵郡（郡治广陵县，今扬州）、临淮郡（郡治盱眙县，今淮安盱眙），江南属扬州（州治建邺县，今南京）的丹阳郡（郡治建邺县，今南京）、宣城郡（郡治宛陵县，今宣城）、淮南郡（郡治寿春县，今六安寿县）、庐江郡（郡治舒县，今六安舒城）、毗陵郡（郡治丹徒县，今镇江）、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吴兴郡（郡治乌程县，今湖州）、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今绍兴）、东阳郡（郡治长山县，今金华）、义兴郡（郡治阳羡县，今无锡宜兴）、新安郡（郡治始安县，今杭州淳安）、临海郡（郡治章安县，今台州）。

东晋实行双州郡制度，即实州郡和侨州郡，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侨州郡最为集中。南朝将东晋的侨州郡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但随着每次北人南迁﹐又形成新的侨州郡，过一段时期又分割原州﹑郡土地以为领土，于是州郡越来越多﹐而且还出现两郡同治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州郡。据《通典·州郡典》记载，东晋时南方有10多个州，刘宋、南齐时增至20多个州，到南梁后期增至107州。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后期郡达380多个。

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扬州（州治建业，今南京）、徐州（州治彭城，今徐州）、南徐州（州治京口，今镇江）、南兖州（州治广陵，今扬州）。刘宋时，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州治山阴县，即今绍兴），东扬州后还改称扬州、吴州。

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江之南，常指长江以南地区。《左传·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梦”的记载，此处的“江”即长江，“梦”即云梦泽，所谓“江南”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地区。

秦汉时期，江南包含长江下游以南地区，甚至开始指向吴越故地。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金锡历来被视为吴越地区的土贡。《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荆”指楚国，“江南地”也包含故吴之地。《吴越春秋》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此处的“江南”，就是传统的吴越之地。《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记载，东汉初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此处的“会稽”也是传统的吴越之地。《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此“江南”即指东吴。《宋书·孔季恭传赞》称道“江南之为国盛矣”，“江南”已指“自晋氏迁流”后的东晋、刘宋。

同指吴越故地，相比较而言，汉代以来常用“江东”或“江左”来称呼，而不是“江南”。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更多意义上是文化的，而不是地理的。由于社会长期稳定，人口大量聚集，经济持续发展，再加上六朝建都于此，江南地区成了人文的渊薮。时人对人文江南有着生动的写照：“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汉乐府《江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此时的江南，不仅地域上与长江三角洲基本重合，而且文化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区域——江南文化区。“江南本身是南朝文化的产物，它直接开放出中国文化‘草长莺飞’的审美春天。在它的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也可以说，尽管和北方与中原一样共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与蹂躏，但由于它自身天然独特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因而才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审美精神觉醒。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同时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

隋文帝废除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苏州、杭州等城市由此得名），并将繁华的“六朝古都”南京毁为废墟。隋炀帝效法秦皇汉武，又将州改为郡，并恢复监察区设置，长江三角洲地区隶属扬州，分属江都郡（郡治江都县，今扬州）、丹阳郡（郡治江宁县，今南京）、毗陵郡（郡治晋陵县，今常州）、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余杭郡（郡治钱塘县，今杭州）、遂安郡（郡治雉山县，今杭州淳安）、会稽郡（郡治会稽县，今绍兴）、东阳郡（郡治金华县，今金华）、庐江郡（郡治合肥县，今合肥）、同安郡（郡治怀宁县，今安庆怀宁）、历阳郡（郡治历阳县，今马鞍山和县）、钟离郡（郡治凤阳县，今马鞍山凤阳）、宣城郡（郡治宣城县，今宣城）等地。

明确的“江南”概念是从唐代“江南道”开始的。唐初将郡又改称州，实行州县制。唐太宗按照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将全国分为十个“道”，按需要设监察性的官吏。长江三角洲地区以长江为界，江北属于淮南道（道治扬州），江南属于江南道（道治越州，今绍兴）。唐玄宗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道治苏州）、江南西道（道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黔中道（道治黔州，今重庆市），其中江南东道就是吴越故地。

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又析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时有分合，合则称两浙）节度使和福建观察使，其中，浙江西道（道治润州，今镇江）管辖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今杭州建德）等地；浙江东道（道治越州），管辖越州、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台州、温州等地。除了浙江西道、浙江东道管辖有关州外，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有隶属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宣城）和隶属于淮南道的滁州、和州（今马鞍山和县）、濠州（今滁州凤阳）、庐州（今合肥）等地。“‘江南’概念清晰明确的内涵开始形成，广义或狭义的江南概念就是在江南东西道范围的基础上形成的。”此后，“江东”“江左”等地名逐渐不再为人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盛唐时期江南地区（“吴越”）终于获得了与中原地区（“京洛”）“同台登场”的机会：“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京洛。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孟浩然《自洛之越》）唐宋时期，人文江南逐渐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乐土：“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张籍《相和歌辞·江南曲》）“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三首》）“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皇甫松《梦江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吴郡志》）自南京、扬州之后，苏州和杭州也发展成为人文江南的代名词。隋炀帝三下江南，清康熙和乾隆分别六下江南，江南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

（本文来自《江苏地方志》2020增刊）

（作者：姜晓云，1970年9月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研究员，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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