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大学校址的选定，“李四光骑着毛驴找到珞珈山”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直到今天，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四楼门口，还有一尊李四光斜靠一头毛驴的雕像。

武汉大学内的李四光斜靠毛驴雕像

其出处源自1993年刘双平编著的《漫画武大》中《李四光与武大》一文:1928年作为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的李四光，根据时受聘为湖北省建设厅技正(即现今总工程师)，并作为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的农林专家叶雅各的意见，各自带着干粮骑着毛驴，东出武昌城宾阳门。“来到珞珈山下，看到这一带的东湖美景，李四光这位曾经到过无数山山水水的地质学家也被陶醉了。他激动得从毛驴上跳下来，紧紧地握住叶雅各的手，一遍一遍地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校址了，没有比这更漂亮的地方了，您真是慧眼识珠啊!’回去后不久，李四光又请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来察看，大家无不称好。1928年，李四光主持了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武昌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武汉大学新校址。”

历史真是这样吗?还只是后人的猜测与臆想?2019年刘文祥博士在其出版的著作《新民说·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分析，对该广泛流传的传说进行了辩正。

事实上，在规划确定武汉大学校址过程中，前后发生了三次变化。

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首次商定校址地点是在洪山脚下今中部战区总医院、湖北省军区一带。1928年6月26日，李四光在汉口召开的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二次谈话会上，便确立了在洪山建设武汉大学新校址的计划。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在报道第三次谈话会新闻时即有，关于校址一事已决议“呈请……拨款一百万元，为在洪山下建筑校舍及添置设备之用”，说明在洪山下建立校址已在之前取得共识。

但由于之后了解到该地块已被湖北省建设厅计划作为林场育林和开展林业研究之用，此设想最终作罢。

武汉大学第二次选址与叶雅各有直接的关系，但地点也不是珞珈山。

叶雅各在对武昌县进行农村调查时，认为武昌东湖一带适合作为武汉大学的新校址，便极力向李四光推荐。筹备委员会委员刘树杞、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王星拱等人亲往查看，一致认为是理想的建校地点。1928年11月28日，建委会在湖北省建设厅召开会议，正式决议国立武汉大学新校址选在“卓刀泉东湖嘴一带”，也就是现在珞珈山南面地势较为平坦的东湖村、珞涵新村等滨水区域。1929年1月5日王世杰在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也说到:“新校址已在卓刀泉划好，并且快要动工了。”

20世纪20年代的武昌东郊洪山附近山形图。1928年6月提出选址洪山脚下的武汉大学新校址极可能便位于图中画圈一带。来源:刘文祥，《新民说·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

1928年11月在建设厅会议之后，李四光离汉赴沪，投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同时在上海物色武汉新校舍总建筑师人选。最终聘定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美国建筑工程师开尔斯。而开尔斯对武汉大学校址的设想和修改，最后确定了武汉大学校址。

1929年1月开尔斯乘武汉大学专门包的一架飞机到汉后，首先在珞珈山上空盘旋俯瞰全貌，对珞珈山北延伸到东湖，三面环水的丘陵半岛“极为赞赏”，提出初步设想，“拟在落驾山(当时名)北麓以狮子山为主要校舍建筑中心，各院系教学楼分别建筑在各小山上。落驾山南麓为住宅区，西边杨家湾为商业服务区”。并成功说服武汉大学建委会委员采纳了他的选址调整建议。

在开尔斯的影响下，武大新校舍的地址由原定的珞珈山南东湖嘴到卓刀泉一带，向北移到了珞珈山北以狮子山为中心的丘陵地带，而这也就是今天武大的最终选址。其整体设计思想，也形成今天校园建筑的基本构架格局。

参考资料:刘文祥，《新民说·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来源：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