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1864年以金陵制造局的创立为标志，南京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军事工业又带动南京民用工商业、重化工制造业等实业的发展，使南京由过去承袭封建体制单一政治军事行政型城市开始向近代工业化、商业化城市转型发展，向集政治、工业、商业、消费、学校、科研近现代多元型城市过渡，从根本上推动了南京及全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洋务运动 金陵制造局 近代化 南京 苏商

金陵制造局

南京是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地方，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于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长达十年之久，清政府与太平军鏖战多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出现之前，近代中国主要是两股力量。一股是洋务派为了绞杀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和维护摇摇欲坠晚清政权的力量，是借助西方工业文明生成的近代实业力量；一股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创立共和统一中国的力量。正是在南京，李鸿章、孙中山代表的这两股力量从两个方向把目光都投向西方、向西方取经、借西方力量出手搏击——改良或者改造中国。南京在近现代掀起并实现国家层面、影响亚洲的最前卫改良和革命浪潮。

1864年以金陵制造局的创立为标志，南京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其间，国外工业人才、文化人才及国内外商贾蜂拥接踵而至，人气蒸腾，新潮涌动，使南京的文化和商业得到滋育和繁荣发展，封闭单一式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南京也由过去承袭封建体制单一政治军事行政型城市开始向近代工业化、商业化城市转型发展，向集政治、工业、商业、消费、学校、科研近现代多元型城市过渡。洋务运动从“兵强国强”到“民富国强”的理念变化，特别是军事工业发展带动南京民用工商业、重化工制造业等实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南京及全中国的社会转型，标志着金陵文化近代化进程的全新开始。

一、南京的历史内涵和现实负载决定其洋务运动角色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战争，面对国内外的交困危机，清政府自1861年底（咸丰十年）开始，至1895年，开始了持续近35年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可以从另一层意义上解读为晚清的“改革开放”。

洋务运动是晚清政权面对国内外的交困危机不得不作出的抉择，是化被动为主动的社会转型自救机制。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张摹习西方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用体制的力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和制造业，以获得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强大军事装备和陆海军作战能力、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借力打力，外御其侮，李鸿章常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对内则借洋助剿，镇压反抗，平定此起彼伏的捻军、太平军内乱。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买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士兵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因此，清政府不得不愿意忍受不爽，在花天酒地奢靡挥霍中将部分财力投入到“洋务运动”的军事工业之中。

晚清时，先后在南京任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刘坤一、端方等清廷重臣都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南京的历史内涵和现实负载，决定她在洋务运动中担负的角色，有着居高望远向洋看世界的宽广襟怀。凡洋务运动涉及的诸如外事交涉、签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操练清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对外往来相关的新事物，都能在南京找到行事轨迹，并成为历史演进中积淀的金陵文化新质。

二、金陵制造局开启南京近代实业——军事工业

（一）金陵制造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之一

洋务运动最初是被太平天国的“洋枪洋炮”打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不得已之举，军事上的后手棋。太平天国的凶猛炮火是洋务运动的重要触机。这是一场在朝者要与起义者比一比谁最终抢占西方军事装备优势的“争夺赛”。史载，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面对太平天国西洋火器轰击的无比威力，清朝官方就再也坐不住了。李鸿章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原函》中，自负又不乏“清醒”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但要购买外国军火，并不是办法，洋人挟技术而高价售之，则“每苦价昂”，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所以“中国若为自己利益着想，应建立制造厂。”处处受制于人，国库无以为继，不是根本办法，只有设局自己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洋务运动先在南京一试身手。1861年底，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第一个仿制近代西式武器的军械所时，即组织力量试制轮船。1864年，军械所迁至南京后，研制轮船的工作也转至南京进行。1865年，由徐寿、华蘅芳等人自行设计并以手工劳动为主建造成功的中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成功，揭开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帷幕。

金陵制造局起步于苏商发源地、江苏传统制造重镇苏州。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小兵工厂，制造炮弹、子弹。1863年清军攻陷苏州，这个小兵工厂移往苏州，占用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王府，并加以扩充，从被遣散的阿思本舰队购进一批机器，雇佣了外国技术工人四五名，中国工人五六十名为骨干进行生产，由英国退役军医马格里（1833~1906）任总管，名曰苏州洋炮局。到1864年能制造“大小炸炮，每月约千余个。”1864年4月22日《北华捷报》也记载了苏州洋炮局“除了炮弹、药引及自来火外，还造了几种迫击炮弹，不久的将来就要有毛瑟枪和铜帽加在产品单子上了。”李鸿章利用这些新式军火武装了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65年李鸿章从江苏巡抚升两江总督赴南京就职，将苏州洋炮局月产4000支大小炸炮的设备、器材及机构一并迁至南京，选址城南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扫帚巷东首的西天寺废墟上，建造了机器正厂、左厂、右厂和炎铜厂等数十间厂房，更名为金陵制造局，依然聘用英国人马格里为督办，负责制造、修理枪炮，专门制造军火，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金陵制造局所制的枪炮水平，仅次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被誉为“中国民族军事工业的摇篮”，从而开拓了南京近代工业先河。金陵制造局的建立也是南京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他开始突破“火器”的狭小范围，积极发展近代机器工业，1866年，金陵制造局的机器正厂竣工。金陵机器制造局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并称中国四大军工企业。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机器正厂设有铁炉房、气炉房、火炉翻砂厂、翻砂模坑屋等，加上住房、洋楼，共有厂房用屋八十余间。1867年在报恩寺坡下，续建厂房。1867年曾国藩去金陵制造局参观，“观制各机器，皆火力鼓动机轮，各极工巧，其中如造洋火铜帽，锯大木如切豆腐，二者尤为神奇。”

金陵制造局创造了南京近代军事工业的最早辉煌，到1869年，金陵制造局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火炮，以及炮车、炮弹、雷管及各种军用品，它生产的新式枪炮产量和质量均占当时全国之首，结束了清军还在使用冷兵器的军事装备落后局面，使中国军队也开始了热兵器装备。

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赴北方上任，但金陵机器制造局依然是他亲自领导和调遣，听他的指令赶造大炮、枪弹，供淮军使用，他声称此乃“淮军命脉”，我人虽然在北方，但对金陵制造局“诚不敢轻以托付”。

（二）金陵制造局不断发展壮大

1872年，金陵制造局在通济门外建立火药局，同年李鸿章派马格里去欧洲购置设备，招募洋匠。1874年，制造出三尺喷简，用火药发射的火箭1000支。同年，马格里又从欧洲购回机器，制造局再度扩建，拥有3个机器厂、两个翻砂厂和熟铁厂，并设立火箭局、水雷局等。

1879年，乌龙山炮台机器局归并金陵制造局。这样，金陵制造局的规模包括有机器厂3家（正厂、左厂、右厂）、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4局及翻砂、熟铁、炎铜、卷铜、木作各厂，形成“其熔铸锻炼，无一不需机器”的大机器生产。

经朝廷批准，给金陵制造局常年额定经费10万银两，其中每年由江海关拨银5万两、江南筹防局拨银3万两、扬州淮军收支局拨银2万两。

1881年9月，为供给江防各炮台及留防各营充足的洋火药，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在金陵制造局内添设一个洋火药局d，在通济门外九龙桥建厂，并通过瑞生洋行转托英国黑鲁洋行代购一套日生产能力为一千磅火药的机器，并雇聘该洋行的技师波列士哥德设计和督造厂房，1882年动工，于1884年5月建成，“全厂有高达40~50呎至80呎的烟囱8个，从10匹到25匹马力的机器4台、锅炉6座、抽水机4台。”共花费18万两。日生产火药1000磅，该厂于1908年并入金陵制造局。

1883年，制造局建造小轮船一艘，供左宗棠遣用，此船长四丈六尺，宽一丈一尺五寸，机器马力8匹，共用工料2400余两。1886年又制轮船一艘，名“一浮”，在京沪间航行。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求一千之枪，难于筹十万之饷”，于是金陵制造局“加工趱造、炉火通红、昼夜不息”，生产红红火火。是年，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在《扩充机器局疏》中奏请扩充、增添10万两银用于制造局的扩张发展，添造房屋及从美国增购50余副制造枪炮子弹所需的机器设备。并奏准每年增拨经费5万两，使该局能“放手制造”。扩建工程于1887年竣，共支银10．046万两，宁局又得到一次较大的扩充，这次扩充，其它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头等的现代的”。

1885年，曾国荃回复清光绪皇帝的询问，禀报说，金陵机器制造局承办各省军火“既副所需，亦适于用”，因此还“应接不暇”。

1886年2月，曾国荃请近代科学家徐寿之子徐建寅担纲金陵机器制造局设计工作，徐建寅“夙夜勤勉，始终不倦”，先后主持创新了炼钢、铸钢等多项“中国第一”，并成功研制新式后膛抬枪。

到1899年，金陵制造局经历多年的扩充，购置设备，已经成为拥有机器近1000台，技术工人及工人近1700人的大工厂，规模仅次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近代化机器大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其产品包罗了20多种军用产品，金陵制造局成为当时我国主要军火生产基地之一，成为中国民族军事工业摇篮之一。

金陵军事工业是皇权定制，产品面向全国军队，这使南京肩负着全国性的军事装备重任，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军火水雷，供应南洋、北洋海军，还为广东、浙江、湖北、江西等省供应大炮。据史料载：金陵制造局“拨应各省者以言炮位：广东有12磅来福钢炮十尊之案；云南有后膛炮四尊之案；浙江有过山炮二十尊之案；台湾有2磅后膛炮六尊、十管格林炮十尊、四门神炮四尊之案；湖北有24磅洋生铁开花炮五尊之案；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有2磅后膛炮六尊之案；江西有劈山炮十尊、前膛抬枪百尊之案。”共有200尊左右大炮。“以上所有炮位，尚须配齐子弹架具，必充之备以资取用，当各省嘱制之时，莫不椷牍交驰，急如星火。”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也是“加工赶造，锅炉及气磅加足，汽机之马力全开。”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军火，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起了一定的自强御敌的作用。

（三）金陵制造局追赶的是西方工业技术，力求技术消化创新不落伍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陵制造局并不只是简单地照着西方的葫芦画中国军事工业之瓢，而是通过技术引进与仿制进行消化吸收集成创新，创造了中国近代军事技术的突破性重大进展。如1881年，仿制成功美式加特林机关炮(亦称十门连珠格林炮)，1884年首次仿制德国克鲁森式37毫米2磅子后膛炮和美式诺登飞多管排列机枪；1888年又仿制成功中国第一代马克沁单管重机枪；1889年制成射程远、精确度高、穿透力强的德国新式步枪。1894年，金陵制造局建立东子弹厂，采用无烟药装弹，这是制造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此时，员工发展到1200多人，比初创时期增加近两倍。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后膛抬枪显示了无比威力，受到使用防营的赞赏。金陵制造局的技术工人唐坤明，设计制造出一种威力较大的新式快炮，送大沽炮台和沿海地区使用，杀伤力很强，人称唐坤明为“金陵巧匠”。至1896年，十门连珠格林炮、四门神机连珠炮和赛电枪相继停造，遂制造抬枪及l磅子快炮。

至此，金陵制造局已发展成为既可生产劈山炮、24磅子生铁开花炮、12磅子来福铜炮等前膛炮，亦可生产山炮、十门连珠格林炮、四门神机连珠炮等后膛枪炮，并能配套生产炮弹和炮架。

近代工业是建立在西方工业技术上的，金陵制造局的军工业使技术进步有了依托和实现形式，近代实业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在金陵制造局培育、发展和壮大。可以说，金陵制造局是中国实业的火种，最终点亮了南京，燃亮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炉火。

三、洋务运动及金陵制造局对苏商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兴办西方工业和向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文明学习的气息之下，南京成为孕育“洋务运动”新变化的重要城市，近代苏商的实业思想，直接受到洋务派的影响。没有洋务派的支持，即直接的官商互动关系，后来的苏商代表人物如南通张謇、无锡杨家、荣家及后来南京的范旭东等开办实业也是不可能的。

（一）以军工业为龙头的一批工业企业奠定了南京近代工业基础，在传统的政治军事独特运势的文化中，新绽开了工业文化之花

李鸿章以金陵制造局为代表的南京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开创和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良好开端。洋务运动带动的实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明确的自强奋进道路方向，也启动了中国社会重实业和商贸的转型发展。在官办近代工业的带动之下，南京开始出现由商人投资兴办的民间近代工业企业。

1894年，南京第一家由商人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胜昌机器厂建立。随后，一批船舶修造、机器制造、纺织印染、服装制作、粮油加工等私营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其中较知名的有协昌机器厂、永泰昌机器厂、永兴翻砂厂等。

津浦和沪宁铁路的通车，南北陆路与长江水运的交汇凸显强化了南京区位优势。英商和记洋行、津浦铁路南段机厂（南京浦镇车辆厂的前身）创办，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水泥厂）创办，范旭东创办的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永利娅厂落户南京大厂，侯德榜参与主持的制碱厂、氮肥厂、我国第一座化肥厂——永利硫酸铵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前身）等一批影响至今的知名企业自此纷纷创立，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学工业。

南京又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基地。毛泽东评价中国近代工业化人物，指出：“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二）南京近代工业化道路艰难，苏商吸纳到有益营养

中国近代工业在十分艰难的内外环境中起航，但终究没有取得理想的程度，原因有许多，主要还是一个体制和财力问题，弱政府的内乱、战争频仍、弱国无外交的落后挨打，从根本上阻遏、延迟了工业化的发展。

但洋务运动促进南京近代工业化进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使苏商在世纪之交呼吸到新的空气、拥有新的智慧。

南京成为苏商文化精神的重要源泉——

第一，国家层面明确办实业的宗旨，这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带领下，许多省份也先后用“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不断设立军火工厂。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原来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有了根本的区别，打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烙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军队的落后状况，走上了国防近代化的道路。

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效果是明显的。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兵轮，在1874年有效阻止了日本军队对台湾的侵略；兰州机器局制造的军火弹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军火，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的陆路胜利。

洋务运动是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由上而下发动的，主角是洋务大臣和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对军事工业的全力以赴，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以创办大型企业为轴心，还垄断了钢铁、交通和矿务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基础，对现、当代工业发展明显有着定位性功用和潜在影响力。

洋务改革派的宗旨十分明确：“富国强兵”， “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实业必须是在国家目标中兴办，官商关系是决定市场的重要关系，这形成了苏商极重视看“政策”方向、善于营造良好官商关系的稳健精明并办企业定产业方向的传统。苏商的发展在这样的规制中走了一条重实业、重制造的道路，南京的实业发展尤其有着重工业和化工特色，并不断获得能量，最后获得爆发性、全面发展。

第二，官办企业是近代实业的主力军，并有民间资本的介入，民用工业的创办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鼻祖，官办企业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军队使用。官办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直接推手，官僚资本的强力推进下，方有民间资本的辅佐性介入。

因为是为政权直接服务的，官职到哪里，战事指向哪里，军工制造就跟到那里。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把马格里主持的为了对付太平军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

同时，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后促进创办的一系列民用工业，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激发来自民间的相对自主的创办实业热情，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构成了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方向，刺激鼓励了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

第三，政商体制下，民间资本的参与是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因素。

官办的国有企业腐败丛生，形成了之后国有企业的“通病”：责任心弱，赏罚难明，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质量粗糙。与民营企业相比，劣势明显。李鸿章深知其中不堪，于是改搞“官督商办”，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盈利后按股份分红。李鸿章在1872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煤矿、电信等各企业，多以此模式建成。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轮船招商局看作事业上的最大成功，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历史的是合理的，这样的传统依然没有在苏商身上割断消散。一部苏商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官商关系史，苏商有着参与“官督商办”的丰富历史业绩和经验，从改革开放前的社队企业，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民营化和当下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苏商都是这样官商关系发展变化中办企业和商业模式的积极构建者。

第四，金陵制造局特别是后来兵工厂的企业文化至今对苏商有着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爱国进步人士相交，1931年破格提拔为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任职长达17年，并拒绝去台湾，迎接解放，加入中共。他拟定了十六字的厂训“亲爱精诚、忠实职务、公正廉洁、勤俭求知”，抗战时期，他请郭沫若撰写厂歌，又请音乐家贺绿汀谱曲：“战以止战，兵以弥兵，正义之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他提倡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提倡职工体育运动，他主张军工和民用工业要打通，“把武器制造的学识研究，寄托于各种工业中，无事以民为主，有事变民为军”，他把员工、国民素质的提高看成国力提高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强弱，视乎其国民之奋靡，而不在人数之多寡。苟国民精神振作，而能急公好义，为国忘私，则国家末有不兴盛者。反之若国民生活腐败、精神萎靡，知识谫陋，品性卑劣，好逸恶劳，虽为数众多，亦末有不日趋于灭亡者。”

苏商文化中极重视“双关爱”，即“关爱企业、关爱员工”，这成为企业文化的血肉。李承干创建的企业文化，可以视为“双关爱”的胚胎。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吸纳扬弃提炼精华的传承的，金陵文化对苏商文化有着源泉性影响，此为重要方面。

第五，南京成为开放和人才集聚之地，为苏商的发展作好了智力和精神准备。

1864年5月，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殊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精。”他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改革科举取士的传统办法，招举重工业应用和现代技术人才。

历史的发展是力的平行四边形，洋务运动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开启了新文化之门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在洋务派的周围，有着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化专家和人才，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培育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等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同时，企业的较高利润吸引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工业企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南京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西式学校、近代化工业企业，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特别是，这批人才的精神可嘉，与他们的智力才能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他们并没有食洋不化，而是能够立足中国的实际，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艰难条件下创业崛起，焕发着强烈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精神。如范旭东、侯德榜开创南京化学工业，艰苦条件下坚韧不拔，他们有一条规矩，“凡机器设备能自造者，皆在厂内自造”，并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袋化肥（硫酸铵）。

（来源：江苏地情网 《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5期）